當社交媒體悄悄改寫我們的記憶時我們還能相信自己的判斷嗎


摘要

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明明某件事當初在社群上看起來是那樣,現在卻發現記憶和現實對不上。這篇文章想和你聊聊,當社交媒體成為我們的記憶代理者時,那些被改寫的判斷裡藏著多少我們沒察覺的危險訊號。 歸納要點:

  • 社交媒體如何透過演算法與同溫層效應,悄悄重塑我們對事件的記憶與判斷——就像我發現自己常誤記某則新聞的來源,後來才驚覺是平台反覆推送的片面資訊
  • 剖析『選擇性真實』背後的宣傳本質:從學校算術課的資本主義情境教學,到網紅刻意營造的『真實生活』,這種資訊篩選其實早存在你我日常中
  • 三個實用自保守則:交叉驗證熱門話題時,我會同時搜尋『反對觀點』;設定每週『數位排毒日』;練習區分『這是事實』與『這讓我感覺真實』
當演算法開始主導我們回憶的形狀,保持清醒的方法或許是永遠對自己的確信保留三分懷疑。

當我們談到「被宣傳洗腦的社會」,西方人的腦海裡大概會浮現出那種像《一九八四》小說裡頭的政府,總是干涉人民生活,強迫大家說話、做事,不然就有麻煩。Ralph Block 在他的《宣傳與自由社會》這本書裡提過,一般人對於「思想控制」的印象,大致上是兩件事:禁止某些想法或言論,同時又強制推行另一些特定的想法和說法。這就是為什麼威權政體能夠透過刻意塑造社會敘事,把不滿聲音壓得幾乎聽不見,讓反抗變得稀少甚至消失,公眾也就難以動員起來。

相反地,我們在西方國家的人,經常覺得自己可以自由移動、思考、發言,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因此自認活在思想自由的環境中,不受任何至高無上的觀點左右。但其實近年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算是慢慢成熟了)開始揭露一個蠻令人不安的真相:我們現在的思維和身份認同,很可能被別人有意識地影響著。更糟的是,有些調查研究——像 Farrell 跟 Jasny 大約在幾年前做的——指出這些刻意操作的人,用系統化的方法散播扭曲訊息和宣傳,好達成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或權力野心。

我想討論的是,人類的大腦怎麼被外部力量改變,也就是某種「思想控制」;還有證據顯示一個人甚至整個國家都很容易陷入這種大規模惡意宣傳之中。順帶一提,「宣傳」這詞本身非常敏感,而且學術界對它的定義也沒個一致標準……

有人像是Diresta(大概是二十世紀末或二十一世紀初那會兒)曾經說過,宣傳就是「帶有目的性的資訊」。這說法聽起來挺簡單,但實際上,什麼資訊算重要、算合適,常常在不同人眼裡完全不是一回事。這種定義好像比較中立,也許是因為它考慮到世界上各種發訊者的道德和政治分歧吧。Jowett和O'Donnell在他們那本《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好像是2012年出版?)裡,舉了一個例子:連「教育群眾」這件看似單純的事,有時也能被貼上宣傳的標籤。Aronson則指出,一般學校教小朋友算術時,往往用模擬資本主義體系的方式——讓孩子透過買賣、領工資、算利息等場景來學數學。有人覺得這樣做是幫助孩子理解社會運作;但也有人很擔心這背後可能隱藏的意圖。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選擇性資訊」跟「宣傳」之間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了。

不過,也有其他學者對宣傳下了更明確的定義。有些人把它叫做「社會控制」,甚至「大規模說服」。John W. Meaney(應該是五十年代左右)還說它差不多就是心理強迫,幾乎跟身體上的強迫沒兩樣。有的人介於兩端之間,比如Jowett和O'Donnell給出的定義,是「刻意、有系統地塑造觀念、操控認知並引導行為,以促成符合宣傳者期望反應」。(他們在2012年書裡第七頁提過)。本文主要關注的是這種刻意型的宣傳,尤其是包含故意遺漏真誠資訊,以及公開散播謊言那類的東西。
觀點延伸比較:
宣傳的定義在學術界對於宣傳的定義存在爭議,有些人認為它是帶有目的的信息,另一些則將其視為社會控制或大規模說服。
宣傳與思想控制現代社會中,思想並非完全自由,而是受到外界影響和操弄,這種情況使得個體和集體都容易受制於特定的敘事。
心理學研究多項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更可能接受反覆出現的想法,且觀察他人的行為也會影響自身行為的接受度。
群體行為影響大型集會能強化個體信念,使之更易受整體氛圍感染,因此掌控這類事件成為有效的宣傳策略。
情緒感染實驗Facebook進行的一項實驗顯示,用戶在接觸不同情緒內容後,其發文情感傾向有所改變,證明了信息可透過情緒感染影響其他人。

從殺手麥克的歌詞看穿現代社會的操控遊戲——誰在背後真正操盤?

本質上,所謂的宣傳,就是故意扭曲大眾對現實的認知,讓受眾吃虧、而宣傳者獲利。Philip M Taylor,他寫過一本叫《心靈軍火庫:宣傳史》的書,大概在二十年前說過一句話:「宣傳好像會逼我們做些平常不會想做的事。」希特勒倒是很相信這種說法,在他的《我的奮鬥》裡頭提到,政府能透過宣傳活動來「重塑公眾輿論」,這話被Meaney在五十年代引述過。納粹政權那麼成功,其中一大關鍵就是他們鋪天蓋地、不停歇地灌輸某種單一敘事,證明了人民其實很容易被操控。這點從一位當時在納粹統治下當老師的人口中也能看出,她說起剛開始只准教黨批准的新聞和指導時,有點抗拒甚至覺得那些陰謀論新聞荒謬可笑,但幾年後她自己也開始信以為真,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宣傳哪些是真相(這段大概是在四十年代初有人記錄的)。社會科學家現在還挺支持這觀察,比如Jowett和O'Donnell就提到心理學家發現,人接觸越多某個想法,就越容易接受它。他們還講到Robert Zajonc做過實驗,把一些無意義字詞反覆給人看,那些字詞出現頻率高的人竟然更喜歡它們。另外Albert Bandura提出觀察學習理論,意思是人會看著別人的行為去模仿,即使之前覺得某些行為怪怪或有威脅性,看久了也可能跟著做。Bandura差不多在七零年代提出,人因觀察足夠多類似行為,可以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動——說白了,就是宣傳+模仿雙管齊下,很容易讓人動搖原本立場。

對「重複引發的思維」與「行為模仿」這兩種現象的綜合理解,不僅有助於解釋納粹德國等極端事件,也能用來說明許多群體行為,比如消費熱潮、流行時尚以及各類文化傳播現象。當我們越深入瞭解人類群體行為的微妙之處,就越能發現這是一把強而有力的工具,特別是對那些想推動某種議程的人而言。而其中最直接且明顯的應用方式,正如多數宣傳學者最終所達成的共識:要改變行為,必須先影響思想。若想左右思想,就必須掌控敘事權,並充分利用人類心理機制。這種掌握群體與社會敘事的過程,正是宣傳概念的核心所在。

談及宣傳的形式與策略,我們會發現它呈現多樣面貌。Szanto(1978)曾描述,有些宣傳屬於「煽動型」,目的是激勵觀眾採取行動或產生改變;而另一類則是「整合型」,旨在誘使受眾保持被動、非對抗性的接受態度。有意識地封鎖那些可能激起反對聲浪的重要資訊或事件,便可視為整合型宣傳的一環,它試圖削弱社會意識。例如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就刻意阻擋天安門廣場學生大規模抗議及後續屠殺的報導,使全國各地不滿民眾不知道其他地方也有人公開反抗,如此一來,每個人都保留了自己無力改變局勢的感覺(Jowett & O'Donnell 2012)。

此外,大規模集會或中央化網絡,在宣傳者眼中一直都是極具力量的工具。Meaney指出希特勒認為,「當個人被成功操縱至參加某場群眾集會時,他那原本獨立自主的意志受到侵蝕,是最有效且強大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如此描述道:

> 當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小作坊或那個讓他感到渺小的大企業,走進一場由數千名持相同信念的人聚集的大型集會中;當他四周環視,被三、四千人的熱情和暗示性狂熱所感染;當看到群眾成功與認同確認新教義正確性,而開始懷疑自己以往信念是否真實——此時,他就會陷入我們稱之為「群眾暗示」的魔力影響裡。(希特勒 1939)

希特勒關於「暗示性狂熱」如何通過情緒感染作用於個人的觀察,看來頗有根據。

希特勒和臉書實驗告訴我們:重複一千次的謊言真的會變成真理

在2014年,Facebook公司搞了一個挺有爭議的心理學研究,他們找了好幾十萬用戶,然後偷偷把這些用戶分成兩組,控制他們的動態消息。這麼說吧,一組看到的是朋友發出一堆正面情緒的貼文,而另一組則是瀰漫著負面情緒的內容。結果呢?研究人員觀察到,那些被餵食不同情緒訊息的人,也似乎在自己的貼文裡表現出相應的情感——大概就是情緒會不知不覺地傳染給別人。

他們就這樣得出結論:光是文字內容,就能影響別人的心情;小小的變化累積起來,可能帶來很大的影響。而且線上訊息還不止影響網路上的感受,還可能波及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想到這裡,你就會明白,如果一大群人的思想和某個宣傳者背道而馳,那可真是個麻煩;反過來,如果能掌控住這種群體聚集,對宣傳者來說可是利器。

舉例講,比如Entergy公司(他們自己做了調查,據說是被Farrell 2019引用),他們竟然透過公關公司,付錢叫了大概數十位演員去新奧爾良市議會聽證會,那場會在討論一座新的電廠,有點爭議。那些演員穿著鮮豔橘色T恤,上面寫著“Clean Energy”,看起來像是支持乾淨能源,但事情可能沒那麼單純……

[# **宣傳者的文化:製造當代社會敘事** _(提醒一下,這篇文章大概是寫於二〇一九年左右)_ ! [] > _「說真的,到底誰才是真正掌控?那個說自己在掌控的人,他背後又是誰?」_ > _「到底錢從哪來?那個說自己出錢的人,他又靠的是什麼?」_ > — Killer Mike(〈Lie, Cheat, Steal〉)

## **現代時代的宣傳**

當我們想到被宣傳洗腦的社會,西方人多半會浮現一種像是《1984》那種老式極權社會的畫面——政府干涉你我生活,規定大家該怎麼想、怎麼講,不照做就有麻煩。Ralph Block 在他的《宣傳與自由社會》裡面提過,有種普遍的「思想控制」理解,大概就是兩步驟:一是某些想法和話語被禁止,另一個則是被強迫去接受另外一些想法和說法(Block 1949)。透過這樣子,威權國家能夠穩住民心,那些官方故事被強勢塑造,好讓抗議聲音幾乎聽不見或只是低語,進而壓縮異議和群眾動員的空間。

相反地,我們在西方生活的人總覺得自由自在,可以隨便走動、思考還有講話,好像完全掌握自己的意識形態,也因此認為自己活在思想自由中,只受自身觀點支配。但事情沒那麼簡單。越來越多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開始揭露一件讓人不太舒服的事實:我們現在所謂「當下的想法」跟身份認同,其實很可能被別人刻意影響甚至操弄。而且更糟的是,有調查顯示,包括 Farrell(大約在近幾年)和 Jasny(也差不多)這些研究者,都指出那些故意推廣假消息或扭曲故事的人物,是有組織地操作著整個社會輿論,以達到私人的政治利益或權力目的。

本文試圖探討,人類的大腦究竟怎麼可能被外界力量改變成一種「思想控制」,再來看看證據支持到什麼程度,一個人、一個國家,到底有多脆弱,容易受到這些帶有惡意、廣泛散布的宣傳影響。

## **關於宣傳這回事**

“Propaganda” 這詞本身帶著濃厚政治色彩,在學術圈中對它的定義其實爭議頗大。

社交媒體如何像病毒一樣感染你的情緒——2014年臉書的秘密實驗

有些人,比如Diresta,好像在大概二十世紀末的某個時間點曾說過,所謂的宣傳不過就是「帶著目的的信息」。這話聽起來簡單,但也挺圓融,畢竟一方認為重要合理的資訊,很可能被另一邊的人看成完全不合適。反正信息發佈者之間的政治和道德分歧總是存在,不是嗎?Jowett和O'Donnell在他們那本《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大約2012年左右出版)裡,也提到教育群眾這件事,有時候也能被看成是一種宣傳。Aronson則提醒我們,學校裡教小學生算術,其實是在透過角色扮演讓孩子接觸資本主義體系——買賣、工資、利息那些東西。有人覺得這樣教學是幫助小孩理解並適應社會;但另一派可能就比較擔心了。

問題就在於,你開始看到「精選信息」跟「宣傳」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界線似乎越來越模糊了。當然,也有不少學者給宣傳下更嚴格的定義,比如說它是「社會控制」,或者是「大規模說服」。John W. Meaney,在五十年代中期好像提出過,宣傳差不多就是精神上的強迫,跟肉體上的脅迫差不多意思吧。有的人走中間路線,例如Jowett和O'Donnell,他們把宣傳定義為:「刻意、有系統地試圖塑造觀感、操控認知,並引導行為,以達到推動宣傳者期望結果的一種手段」(大概出自他們2012年的書第七頁)。本文主要關注的是這種帶有刻意性的宣傳,尤其是包含故意隱瞞真實信息以及散布明顯謊言給社會的大規模行動。

說到宣傳,基本上就是一種刻意扭曲大眾對現實的感知,目的是讓宣傳者得利,而接受者可能吃虧。Philip M Taylor在他的《心靈軍火庫:宣傳史》裡提過,大概是這樣說的:「宣傳會迫使我們以某種方式去思考和行動,這些方式若非被強迫,我們可能根本不會選擇。」這話也不是亂講,像希特勒自己就在《我的奮鬥》裡說政府能靠宣傳「重塑公眾輿論」,雖然我記得那書年代有點久遠了(大概是五十年代有人引用過)。納粹政權成功的部分原因,恐怕就跟他們不斷灌輸一致的敘事有關,那群人真的挺容易被塑造的。

還有個故事,是E.Y. Hartshorne採訪一位當時在納粹體制下教書的老師,她說孩子們只能學習黨派認可的新聞和教材。剛開始她覺得那些陰謀論荒謬到想笑,但幾年後,她居然自己也開始信以為真,搞不清楚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這聽起來很瘋狂,不過社會科學今天倒是發現類似現象——Jowett和O'Donnell提到心理學家發現,人越常接觸某個想法,就越容易接受它。

他們還舉了Robert Zajonc做過的實驗,比方說給受試者看一些無意義的新詞,結果經常見到的人反而更喜歡那些詞。再搭配Albert Bandura提出的「觀察學習」理論,他認為人會透過看別人怎麼做來學習新行為,有趣的是,只要看夠多,即便原本覺得可怕或不舒服的行為,也可能被模仿並逐漸接受。

總結一下,從古至今,無論是納粹時代還是現在,人們其實都很容易被反覆出現的信息影響,而這正是宣傳最厲害也最危險之處...

為什麼抗議活動總是被消失?從天安門到你的手機螢幕的資訊黑洞

對於那種所謂的「重複引發思考」和「行為模仿」這兩種現象,若能結合理解,不只是解釋像納粹德國這類極端案例有點幫助,還能稍微說明一些群體行為,像是消費熱潮、流行時尚或者其他文化傳播事件之類的。搞懂人們在團體中的微妙反應後,你會發現這其實是相當強大的工具,尤其對那些想推動某種目的的人來說。最直白地講,要影響行為,其實就是得先影響想法。至於怎麼影響想法?關鍵就在搶佔敘事權,大概也只有透過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心理弱點才有機會做到。這種把控社會和群體故事的做法,本質上就差不多是宣傳的核心所在。

談到宣傳,它形式很多樣。曾有學者叫做Szanto,他大約在七十年代末提出,有些宣傳偏向激勵性,目標是要讓觀眾採取行動、改變什麼;另一些則比較傾向整合型,就是試圖讓大家保持被動、不去對抗。舉個例子,中國在八十年代末那場天安門事件後,好像就封鎖了媒體報導,把那些可能激起民眾反抗的消息都擋掉,所以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全國各地有人站出來抗議,那樣一來,他們內心的不滿感覺就沒辦法連結起來,也就更容易覺得自己沒啥用處。(Jowett跟O'Donnell好像提過這點)

另外,一個被廣泛利用的招數,是集中群眾力量,比如大型集會或中央化的信息網絡。希特勒本人也注意到,當一個平常只是在小作坊工作的人突然走進成千上萬同樣信念的人群中,那種氛圍很容易讓他被感染。他甚至形容那感覺像是一種「暗示性的陶醉」,周遭人的熱情和成功的表現證明了新理念是正確無誤,結果他原本持有的懷疑立刻被打破,人就這麼陷入了大眾催眠似的影響裡。(據說他在《我的奮鬥》裡寫過類似東西)

總之,那股由群體產生的暗示力確實挺強大——只是如何準確描述它呢?或許就是一種隱形但又難以抵抗的心理感染吧……

2014年,Facebook這家公司搞了一個挺有爭議的心理實驗,對象是他們自家的用戶,而且這些人好像都沒被告知。研究人員把幾十萬用戶大致分成兩組,一組看到的動態幾乎全是朋友發出的正面情緒狀態更新,另一組則是負面情緒占多數。接著,他們就去觀察這些用戶後續發文的情感傾向,然後聲稱發現了統計上的證據——那群接受正面內容的人後來也比較會表達正面情緒,負面組則相反。研究者因此認為「情緒能透過所謂的情緒傳染在不自覺間影響他人」,而且只是文字內容就夠讓別人受到影響。甚至強調,就算影響看起來很小,但累積起來可能造成大規模效應。他們還說網路上的訊息能左右一個人的心情,也可能進一步改變線下行為。

從這點看,當一群人的意識形態跟宣傳者背道而馳時,那群體其實挺危險的;但如果掌控得宜,大型集會又能成為強大的宣傳工具。因此,所謂的大師級宣傳家得盡力掌控這些集會,要嘛聚攏同溫層加深既有觀念,要嘛潑冷水、挑撥離間打亂反對陣營。

舉個例子吧,有家叫Entergy的公司(不確定是不是),他們自己內部查了一下(Farrell 2019提到),大概花錢找了一家公關公司,要50多名演員去新奧爾良市議會聽證會上露臉。那些人穿著鮮橘色T恤,上頭寫著「清潔能源」之類的字眼,好像就是為了支持某個爭議性電廠案…事情大概就是這樣,不過細節不太清楚,也許還有更多沒曝光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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